程大利 此境可涤尘浊气 138×69cm 2005年

        气韵，是南齐谢赫提出的“六法”的第一条。“气韵生动”是个完整的概念。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认为：“文以气为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以强而致。”颜之推《颜氏家训·文字》认为：“文字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钟嵘《诗品》评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评谢庄诗“气候清雅”;评王羲之书法为“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大概可以看出作品也和人本身一样，可以拿作者本人的精神状态(气、韵、神等)和生理结构形态(骨、筋、肉等)来对作品进行比拟，将作品拟人化、人格化。谢赫也如此，将他所品评的每个画家的作品加以拟人化、人格化，用“气韵”是否“生动”作为文野高下的标准。应当注意，这里不用形象是否生动，而用“气韵”一词，折旧是要求画家要用自己的思想和眼光去刻画出独立性格、个性的活生生的对象。宋以后，对山水画完全以气韵要求，逸格的第一要求即是有气韵。“气韵生动”成为中国古典审美的最高标准。气韵在六朝用以论人，实际上，在中国画领域，仍可理解为对画家自身的要求，画家本身无气韵，气息平庸、韵格不高，如何能有气韵生动的作品呢?

　　写神，在山水画里十分关键。形是手段，神是目的。宗炳在《画山水序》中认为“山水质而有灵趣”，画家面对大自然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万趣融其神思”，王微则认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他们十分强调神思。论“神”最深刻的是石涛，他写道：“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脱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搜尽奇峰打草稿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所谓“神遇”，是主客观的高统一，是形象经过这种对神的深入理解表达在宣纸缣素之上。这是对中国画传神论的绝妙注解。如何在宣纸上缣素上表达出最佳效果呢?这就必须进入笔墨的范畴。

　　笔墨是中国山水画的灵魂。宋以前，笔墨主要作为状物的手段。大量文人介入，强调书画同源，中国画在宋元时代形成的“文人化”之后，一路发展成为文人画，对书法趣味和诗意境界的追求使中国画与西洋画彻底地分道扬镳。书法所强调的均衡和工稳，适用于中国绘画的开合与布局，至于行笔，运笔内含张力的大小，一直是书与画共同的标准，用笔宜重不宜轻、宜沉不宜浮、宜拙不宜巧、宜厚不宜薄，古人论笔线美感的文字，书画从来一律。在中国书画史上，善书者往往能画，赵孟、倪云林、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石涛、金农等，都是书画并重的大家。绘画格调的高低与书法修养有直接的关系。黄宾虹有极高的书法金石修养，这对他的山水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自题山水》中黄宾虹说：“画法用笔线条之美，纯从金石、书法、铜器、碑碣、造像而来，刚柔得中，笔法起承转合，在乎有劲。”他从笔法把画家分为庸史、名家和大家。他还把笔法总结成“五笔”，即平、圆、留、重、变五法。平如“锥画沙”，圆如“折钗股”，留如“屋漏痕”，重如“高山坠石”，变即方法创新，富于变化”作到“五笔”，自然风骨不俗、独成高标。中国画的线条体现出筋、骨、肉，要在“五笔”的基础上有内涵，还有方圆、疏密、刚柔、轻重的变化，这就要进行终身的训练，石涛说的“一画”，就是如此的要求。西洋画要求用笔准确流畅就够了，而中国画的“线”则是“天地之大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