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喜欢上黄宾虹的画以后，就不想带相机出门了。在欧洲，照相术的发明使古典主义油画乃至写实的艺术都陷入了尴尬。印象主义波澜壮阔地兴起以后，梵高等再也“不去反映物质世界，而去表现精神世界”，而后表现主义遂得以天马行空，并标识着绘画史上现代意识的到来。

　　其实，注重表现乃是东方艺术的传统。按表现主义的标准，中国的书法、绘画的笔法，没骨和写意的趣味，尤其是文人画，本身就具有着比西方更早的抽象性。就色彩运用而言，欧洲人更尚色，而且把对色彩的敏感发挥到了极致。中国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的主张和“运墨而五色具”的观念千载不移。把线的运用同样推到了极致。文人趣味加上“运斤成风”的本领使笔墨艺术的书写趣味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可以想像，徐渭和八大作一次欧洲写生之旅，留下的不会是水彩画，应是承载着异域人文精神的笔墨之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的写意精神萎缩，向写实靠拢，甚至把些透视、解剖、素描关系、色彩冷暖都加进了笔墨，与一百多年来欧洲人走的路整整调了个。欧洲人义无反顾地从写实走向写意，甚至进入了抽象表现的境地，追求着艺术人格的绝对独立性，八大、徐渭都到欧洲转世了。

　　“艺无古今”，谢赫之言。石涛的“一画”说，在塞尚、梵高的画里都有印证，甚至贾科梅蒂的雕塑、高迪的建筑皆是以“一画”为本生发，然后“法自我立”。凝神于贾科梅蒂的作品陈列，流连于高迪在巴塞罗那的工作室，那种充满写意精神的手稿正印证着黄宾虹那句“艺术将无东西之分”的名言。一首禅诗谓：“道无不是无，道有不是有；东望西耶尼，面南看北斗。”即是让我们破非此即彼的死执，从两难悖论中解脱。

　　中国人的毛笔直通大千，一支柔毫在手，“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傅雷语）欧洲大陆与中华地域确乎不同，色彩饱和，阳光灿烂，人文风习，更是殊异，但又何尝不是“一画”驰骋的天地？笔墨宣纸尽可以避开“风景”画出“山水”。不必拉开架势逞能角力，尽可以饱游饫看，屏心静气“观道”，冥思遐想，从容不迫“写心”。胸中具有神奇，造化自为我用，高山大海深藏墨趣，殿宇教堂直可纵笔。

　　从西欧到南欧，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都市之林，边走边看，边看边想，边想边画，竟也存下一批画稿。从帕提农神庙到古罗马集市，从巴塞罗那的圣家族教堂到里斯本的老城，在阿尔卑斯山的上空飞了几个来回，欲望脱尽羁绊，心灵放飞了几十天。就这样天上地下，静以观之，虚以纳之，退而思之，援笔写之，种种感受，集于腕底，遂留下了这批墨痕，冠之以“写生”，就教于同道焉。

甲午正月于巴黎旅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