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没有绝对之物，有些东西的低度恰恰就是它的高度。物如此，人更如此。

　　程大利先生是个画家——一个足以被称作当代中国画坛代表人物的山水画家，但在他自己眼里，也只是一个普通的画家而已。所以，许多年来，他一直坐着那台桑塔纳2000出出入入，心安理得，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面子上过不去。

　　程大利是个低调的人。“低”是一个生命体最基本的状态，就像我们用“呱呱坠地”来形容一个人初至人世的情形一样。在我的眼里，程大利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他能画画，或者他能画出一手好画。坚守自己的信仰并且将这种信仰加以阐述、传播，这是他高于现时代许多画家的地方。

　　从事编辑工作30年，同时又曾为中国美术出版社的掌门人，程大利比许多人看得多、看得远、看得深。他说：“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削弱了对前人的继承，成为不重视笔墨的借口和理由。”与迷惑于新、奇、怪相联系，当代中国绘画的另一迷失，便是忽视笔墨并误解其表现力。因此，当2006年程大利首次在中国国家画院开设工作室并开办山水画高研班时，便将解决“笔墨问题”作为其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众所周知，中国画的笔墨来自于书法，所以书法是程大利对其工作室学员的首要要求。凡他挑选的学生大多都有书法基础，有的甚至相当不错。因为在他看来，“书法基础非常重要，可以说书法决定着画家能走多远。”在教学实践中，他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个是书法好而后学画画，一个是画画好了以后再补书法。总之，书法要伴随画家终生。”在授课时，他再三告诫学员：“中国传统绘画绝对不能脱离书法，脱离书法走不远。中国画的多元化应强调书法，有一元要牢牢立足书法，脚踏实地地研究书法，这一元比其他的元重要。其他的元如果没有书法基础的话，只好给本体的中国画作陪衬了，什么重彩的、积墨的、试验的都可以存在，但只能做陪衬。这是个学术课题，我们已经糊涂了许多年，不能再糊涂了，否则还会走弯路。”

　　“笔墨”是理解并把握中国画的关钮，它积淀着中国人精致绝伦的审美法则和对天地人的全部理解。“生死刚正谓之骨”，“心正则笔正”，这两句话分别出自宋人荆浩和唐人柳公权之口，对此程大利先生反复加以引用。他进一步阐述道：“刚正者，肯定不是轻飘，不是油滑，不是两头尖尖，而是如‘锥画沙’、如‘折钗股’，‘屋漏痕’般地‘以书入画’。如此一来，用笔的美学规范已经很清楚了。几千年的实践证明，惟‘骨法用笔’才是正途，因为这是中国画用笔的审美规律。以书入画，‘写’出形体，没有几十年的锤炼也做不到。而‘写’的效果也有文野高下，有人一辈子难脱‘俗’格。所以，先贤又告诉我们‘俗病难医’的道理。”

　　笔底之俗，来自于我们心灵之俗，所以首要的便是提纯自己的灵魂。如何提纯灵魂?读书!读书对于程大利既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不仅自己乐于读书，而且也试着将这种乐趣传递给他的弟子们。所以，当2006年秋他与中国国家画院其工作室高研班的第一批学员见面时，给学员们的见面礼便是一张全学年的教学计划和一张必读书目的单子。尽管他的这一举动曾令一些学员不解或将进入其工作室视为畏途，但近两年来学员们知识与笔墨的长进，则充分证明了他以读书医俗之法的行之有效。

　　程大利画坛之声名雀起于上个世纪80年代，此后至今的30余年间，其艺术创作大致经历了新文人画(或类新文人画)、西部山水、传统山水三个时期。新文人画风表现的是“才子风味，江南情怀”，西部山水呈现的是一派苍凉深沉、悲壮激越的气概，传统山水既是对前两个创作期的整合，又是一种超越。前者是指它既保留了前期作品的细腻与情趣，同时又借取了中期山水的宏阔气象与沉郁笔墨;后者是指其日益由表及里、以貌取神，不再追求某种表面形式效果或所谓的“视觉冲击力”，而是通过一种简洁、清纯得几近透明的笔墨语言，为山川代言、替自然立传。

　　“我们不应与别人去比名气的大小、财富的多寡，而应比心灵的高度、灵魂的纯净。做人要低，心灵要高。”程大利说。中国的艺术是一条高远、超逸的心性之路，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遇见苏轼、赵孟兆页、黄公望、倪瓒、董其昌、龚贤、弘一、黄宾虹、林散之等先哲。程大利在灵魂深处与这些人朝夕相处，不断获得教诲。年复一年，他的笔墨随心境一同提升、提纯，简逸、散淡、古雅是他今天作品的面貌。站在这样的作品面前，我们不会过分地激动，更不会悲喜交集，但那份温润与澄澈，会长久地印在我们的脑海、留在我们的心底。

　　生命在低处，灵魂在高处。程大利平静地走着他自己的艺术之路，坚守着他的信仰，传播着他的文化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