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利之所以能及时把握机遇，在艺术上和事业上取得成绩，得益于他的天赋和勤奋。勤奋这一点，在他身上表现得很明显，他的艺术创作，几乎都是在他繁重的编辑事务和社会工作之余，忙里偷闲完成的。这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在他的性格中有一种可贵的品质，那就是他对事物矛盾的两个方面都予以关注和研究的才能，一种力求用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和处理问题的辩证精神。应该说这是他的特殊天赋吧。

　　大利深谙中国美术史，对古代山水画理论和当代山水画的格局有清晰、明确的认识，他必须做出选择，是回归文人画笔墨传统以求开拓，抑或在写真山水中力图创新。综观大利近十来年的创作，他靠自己的辩证智慧，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看真山水，写真性情，在写生的基础上写意、写趣、写心。

　　我看大利的山水，突出的感觉是浑厚、苍茫而抒情，有“沉逸”之气。他懂得古人说的“山水忌纤巧”的道理，他偏爱写祖国山水的宏伟、壮阔，他多次到祖国西北地区用粗放笔触画那里的山和原野，画得沉着、流畅，画面一气呵成，颇有整体气势，反映了他性格中豪爽的一面。但在处理细部如山石、树木和流水时，又不失细致、“温情”，耐心地用笔意积成，让人细细咀嚼回味。这或许是他性格中柔和、儒雅一面的自然流露。

　　他身上很自然地兼有北人的豪迈和南人的灵秀。这一特点也见于他的水墨语言，他作画时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用笔苍劲而灵动。他审慎而放松地用笔线、笔触，顺笔、逆笔，中锋、侧锋，拖拉摁捺，点擦皴染，自由驰骋，不求笔到，而求意到。墨色由浅人深，有时精心层层积染，有时及时捕捉和留住偶然得来的墨色效果。在写与染的关系上，写不到时，他力求“染”到。总之，他充分运用他掌握的辩证原理，处理水墨中最重要的浓淡虚实、刚柔轻重的课题。

　　大利努力用自己的真性情写山水的真性情，写得流畅，写得自在。他十分注意锤炼自己的笔墨功力，但他不为笔墨而笔墨，笔墨既是他写丘壑的手段，又成为他在自我愉悦中传达精神和感情的工具。

　　——邵大箴

　　诚然，他过去的画画得极为有灵气，清秀、飘逸、洒脱，尽得江南风流雅韵之妙，流溢着“田园牧歌”式的温情，像他对人的亲和品格一样，反映出他受长江三角洲文化氛围陶冶的性格的一个侧面。不过，这类画优雅有余而浩气不足，缺乏时代的震撼力，与他的人格本质还有很大距离。由于顿悟的爆发力，1995年的西北之行新作，他找到了自己深处的性格本源，他笔生波澜，刮起一股旋风，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很明显，他是在对自己进行“否定之否定”。这既是对自己的批判，对自己的解放，也是对本我的再认识、再开发，可说是一次大调整和重构。

　　生命的进程就是自我生存和自我创造的历史；艺术创造的最根本的力量是对自我优势的发现与开掘：艺术家灵性的密码是对现实生命的发现并能提升为另一种存在——艺术的独特语言图式。

　　依我的经验判断，处在程大利现在这样的岗位上，他的一举一动牵扯着一些人们的利益关系是否平衡，因而他时时处在矛盾的焦点上。在人性深处，当“自己心目中的自我”受到各种困扰，赞美与憎恨交织着，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是相当难保持住纯真自我的。人的本质处于被异化的威胁之中，在此情此景下，就很难与“道”的源头相接。没有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的意志力就不可能再去做艺术家。

　　令人欣慰的是，我从他的西北之行的新作中，看到他找到了一方净土，寻找到“道”的活水源头。这当然还要看他对异化力量能抗争多久。因为就范于某种现行模式，可能意味着落人陷阱；而屈服于某种压力，也难能对自然关系的真正追求。只要有异化力量的支配，就很难有对艺术的真正感觉。所以先贤前哲们呼吁“澄怀观道”，“畅神而已”。因此，要保持澄澈空明的心态，才能与“道”有缘。

　　有鉴于此，对大利君的新探索，感到十分可喜可贺。

　　——周韶华

　　程大利的“师心”，应是为着强调创作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而来的，特别是针对学习先辈传统的态度和方法而来的。只要回想一下石涛题画中反对因袭模仿不求独创的那句名言“师古人之迹，而不师古人之心，宜其不能出头地也”，就可以对大利“师心”所指进入豁然开朗的境地了。

　　大利也与许多编辑同行一样，会发生“编创矛盾”；但是，既然“编”与“创” 处在同一个人的统一体中，两种矛盾的对立方面若是处理得当便能够朝有利的方向转化。大利的多才与多能，我想不仅由于他精力充沛，而且同他的个性、气质以及全部阅历和目前工作的条件有着密切关系。

　　看他那些澄怀以观道之作，很难想出他在8小时之内的劳动有多么紧张。也许正因为8小时内十分紧张，所以他的作品恰到好是8小时外的一种解脱，一种静观，一种超然，具有一种越出功利之外的境界。虽然如此，程大利却并非游戏人生。我们不妨以他的人世精神与艺术追求，看待这位“师心居主”。

　　——沈鹏

　　大利的荷花系列，浑厚朦胧而又淋漓酣畅：营造出古雅清新、大朴不雕的高格调。“灯火三更忙里闲，挥毫便入池中趣，求画之外有多味，柳暗花明不须归”。

　　他这首《西塘幽境》的画跋，道出了自己作画的浓厚兴趣和忘我状态。

　　大利的人物系列，融会了书法的线条潇洒飞动，性格化的造型简练传神，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

　　大利的山水系列，最能展示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秀美到壮美，渐次敞开胸襟、同构天地、契合天籁的过程。

　　——翟墨

　　在我眼中，程大利不仅是一位画家，也是一位学者，他比一般意义上的画家有学问、有思想，他是站在史论的高度去选择自己的艺术道路的艺术家，这是他与一些当代职业画家的一个内在区别。当然，程大利还是出版家，过去现在他都曾主持编辑出版过那么多好的出版物，有的还获过奖。

　　程大利应该属于现代意义的文化人——知识分子——他的艺术创作中有理性的慧，有学者的修养；而他的出版、创作、理论又三位一体，闪烁着思想的光凝聚着这一代人的文化理想与对社会、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关切。我想，仅凭这一点，我们便足以确立程大利的特殊文化身份，并正确估价他置身的艺术制高点。我以为，正是有他这样的文化人续接中国文化的命脉，民族文化才得以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就我了解，程大利的精神世界是独特的、是诗意的、是孤愤的，自然也是苍凉的。透过他待人处世的热情和广交朋友，透过他周旋世俗处理事情的干练利落，我们应该领略到他那遗世独立的心绪和不免于进退、出入于世俗间的无奈与困惑。这种困惑、无奈、孤寂、苍凉，深而究之，难道不是历代有良知的文化人所共有的吗?我以为这种可感难言、期默于千载的东西，正是传统文化精神的慷慨悲歌与千载寂寞的意绪。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立苍茫自咏诗”的心境意绪，才有了程大利的西部山水系列作品。

　　——梅墨生

　　他寻求心灵超脱的方式，用画笔与师友亲朋交流谈心。有时，当绘画不足以表达他全部的心绪时，会生长出一些缺憾，那时他将在无月的暗夜去欣赏一种声音，品味秋虫的鸣唱和寺院的诵经声，这是画不出的，但它会逗得你心潮难抑。这是程大利的心语之声。大利的艺术是心的承诺。

　　如果一个艺术家把艺术的精神生活当作功利目的价值来承诺，那么这个被承诺的艺术之“家”只是一种词语意义上的“家”，名词为“金钱”的价值指标，艺术原本的美好和快乐将成为其终生的遗憾，膨胀的“价值”承诺最后经验成为一种再无法收拾的残局，一种倾注于自设的陷阱。

　　心的承诺，是视艺术活动为重返身心的行为，一种师心、化心、净心的精神答复，那是我们之所以为艺术的最初和最真的需要，一种最接近艺术，离艺术最亲的情感和愉悦。净心的承诺虽不能随时随刻把内在于里的诗心加以保护，但因为真，从主体上它明净了这一关怀，它是惟一让我们精神自由的飞弛，是既远又近的方位，这个方位同时为有“心”之人承载。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师心”是程大利永恒的家，他将自己锁在“师心居”中，画《荷》、画《西北行》，画看到又见不到的许多东西，然后盖上“师心居主”，那方闲章。

　　程大利雅致、清逸、灵净的作品承诺的不仅是高远的艺术境语，而更是一种当代艺术家的品格、胸怀、才情和生命精神。

　　——洛齐

　　画画本身便是一种自我修行，如强而为之，苦而为之，均难达上乘。大利绘画，“是因为拿起笔时心里很愉快”，他说柔毫可让人归返自然，融入一种无我无人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里可以自省心灵，得到陶冶和净化，这是一种高境界。

　　读大利的画，又很自然，又想起他的行文，他不仅好读，更喜笔耕，他先后出了两本专集，一是《那片蓝天那方土》，一是《宾退集——灯下谈艺录》，再加上那些散见于各报刊杂志的随笔、评介恐怕早已有百十万字了。我真不知他哪能挤出那么多的时间，哪有那么敏捷的才思，哪有那么丰富的文字根底能造就行云流水般的美文。他写作，犹如他画画，讲究心境，以轻松休息的方式直抒胸臆。

　　——陈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