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闻程大利帜树金陵，卓尔不群，但真正打交道并亲识其画求高韵、文求高境、编求高质、人求高格，在多方面跻身一流的成就和价值，还是他来京任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之后。


　　画求高韵

　　大利是一位优秀的国画家，是个已经创出个人风格的、人物山水兼擅的国画家。其作品由古雅的荷花系列，到高洁的人物系列，到苍莽的山水系列，包蕴着作者嘘吸南北、融溶刚柔的人生经历和涵咏诗意、操雪节操的人格追求。

　　大利的荷花系列，浑厚朦胧而又淋漓酣畅;毛边纸肌理纹地的暗黄、荷叶层次丰富的墨黑，托起荷花艳而不浮的红白，营造出古雅清新、大朴不雕的高格调。“灯火三更忙里闲，挥毫便入池中趣，求画之外有多味，柳暗花明不须归。”他这首《西塘幽境》的画跋，道出了自己作画的浓厚兴趣和忘我状态。大利的人物系列，融会了书法的线条潇洒飞动，性格化的造型简练传神，体现出作者深厚的文学修养。他爱画屈原、王维、苏轼、陆游、李商隐、李清照、曹雪芹，他们博弈弹琴，横架赋诗，品茗赏画，踏雪听松，西园雅集或春江垂钓，豪放国事或温婉闺愁，总萦绕着浓郁高洁的文人气息，跳荡着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在诸多文人墨客中，大利尤其钟情于苏东坡，这也许由于苏轼那高超的文学修养，丰富的精神世界对精神高蹈的学者有着无穷魅力，也许更由于苏轼那笔力纵横、气势磅礴的豪放词风及入世超世的复杂交织心境同独立多思的画家有着潜在的共鸣。大利既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文情怀，又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豪迈气概，亦有“风怡浪静中见人生之真机，味淡声稀处识心体之本念”的人生感悟，更向往“去留无意云舒卷，宠辱不惊花落开”以及“物我两忘，身心皆空”的超脱境界。大利的山水系列，最能展示他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从秀美到壮美，渐次敞开胸襟、同构天地、契合天籁的过程。大利祖籍通县，生于徐州，起步沛县，成名南京，上调北京。他是唱着“大风歌”，携着“湖塘梦”，带着“流动的家园”，沿着“丝绸古道”，浴着“昆仑晓风”、“帕米尔夕照”，穿过“冰山下的卡拉库力湖”，踏上艺术“漫长的旅途”的(以上引号中皆为大利画题)。比较1988年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程大利中国画小品》与200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编的《程大利山水画专辑》(百年中国画展名家精品系列)，你会明显感到其绘画风格的变化:前者多江南山水，雅致韶秀水灵而不失其大气;后者多西部山水，苍莽雄浑壮阔而犹有枯润深含。这是表现对象的改变，也是岁月对创作主体的磨洗与锤炼。经历了人生的“淬火”与“去火”，他变得成熟了。他的画韶秀里没有颓靡，苍莽中亦无生猛，却都洋溢着水光山色书气人情。

　　此外，大利那些记录异国游踪的焦墨速写简约而浑厚，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形象的把握和选择能力。


　　文求高境

　　大利又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和散文家。他有两部美术批评文集《宾退集——灯下谈艺录》、《师心居随笔——美术家笔谭》出版。作为编辑家型的批评家，他的学术定位是宏观的眼光，包容的胸怀，醉心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当代创新、求美意识。他长期担任主编的《江苏画刊》“坚持为时代立传，真正代表当代和世界对话”的办刊思路，也是他自己的批评思路。

　　他积极关注并参与当代艺评，及时记录当代艺术发展最敏感的信息，探讨前人所不曾涉及的新课题，推出已经或正在被当代所认可的画家和理论家。他深知社会只宽容守成者而刁难着创造者，他因而对后者更多了一重理解和支持。对于画坛批评标准的缺失、创作心态的扭曲、过多的功利盘算以及转型期传统文化的尴尬处境等，他怀着一份深深的焦虑。

　　他出版的散文集有《那片蓝天那方土》、《岁月》。他的散文常以画理推文理，充满了诗思和画感，张贤亮为其散文集所作的序文就是《好个诗情画意》。他写文章，往往情之所至，信笔由之。看阳关落日，听嘉峪风吼，踏祁连积雪，记异国风情，都深刻而有趣。他在大型文学期刊《雨花》和发行量极大的《扬子晚报》都开过专栏。他写《大西北的风》那“雄性的粗暴，雄性的狂野，雄性的蛮横”;“每一步都像逆水行舟。一张嘴，满嘴细沙，牙咬下去咯咯响，脱下皮夹克把头包上，只露两只眼，在风沙的漩涡里，我活脱脱像个巫婆，踉踉跄跄地走，像被扶着，被搀着，又像被推着，被操着，煞是有趣。”他写《帕米尔的天籁》那“一片至极的寂静”;“鹰隼华无声无息地盘旋，牦牛牛无声无息地吃草，白云忽然间不动了，山和湖都静止在真空里。环顾天地，无一丝声响，时间在这里凝固，生命在这里放慢节奏，空间既无限大又无限小。思维一时失去了参照系。”——他说，最寒冽的月亮，最炽热的沙岩，最渺远的山，最苍凉的诗不在别的地方，正在黄河以西。

　　是啊，至大的风和至寂的静，最冷的月和最热的沙，都是极致，都是天地的大美。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独特感受、漂亮文笔和大美追求。


　　编求高质

　　大利更是一位成功的编辑家和出版家。不妨说，他画画得好，文章写得好，其奥秘都藏在他的编辑出版工作之中。

　　大利说:“编辑这行当一辈子干的就是两个字:选择。”

　　从事中外优秀文化遗产的积累.，出一批有价值的美术读物，是他的出版理念;所编之书放在后人书架上不拿下来，是他的出版理想。为此，他在作品海洋里挑选好作品，在专家队伍中物色好作者，养成了严格选择的习惯。

　　他主编《江苏画刊》十余年，改版推进，形成独特个性。他从事专业出版24年，推出优秀美术家，使一大批画家、理论家留下了存世之作;编辑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巨著，如与段文杰共同主编的《敦煌石窟艺术》22卷，获国家图书奖;策划并组织“老字号丛书”(《老房子》、《老照片》、《老城市》)、“走进大师丛书”;主抓《中国美术百科全书》、《中国美术全集》、《西方高校美术院校教育丛书》等，都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实用价值，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其实，大利在其他行当干的可以说也是这两个字:选择。

　　他说，他的酷爱画画和写作是为了休息，其实更是为了练手和练眼。他认为，创与编相辅相成，不画不写会丧失感觉，影响选择眼光。手高了眼才会高，艺术实践可以增强选择的底气。所以从1979年开始，他的绘画和写作行当一直与编辑行当同步。

　　进一步说，人一辈子就是一部逐页写满的大书，也是一个不断选择的历程。人生的书页有没有高的含金量，就在于是否能够坚持像大利这样的“最佳选择”。


　　人求高格

　　人为本，诗乃魂。人格是画韵、文境的根本。大利深知岁月无情，人生苦短，所以更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他说，生命的过程虽然有说不尽的欣喜，道不完的烦愁，数不清的无奈，但是总有一些生要带来、死要带去、不能放弃的东西，这便是一种追求美的情结。真和善都是为了美，人类代代对美的追求构成了人类的传脉。大利把人生的追求定位在求美的高格上，这就是他一切成就的核心和奥秘之所在。

　　“文人历来讲格，格调有高低。真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地面对这个世界，便真修到了一种境界。‘闲世人之所忙，方能忙世人之所闲’，世人所闲的‘闲’，说不定正是人类文化延续中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这是大利评画家刘二刚时说的一段话，也是大利本人的夫子自道。在商潮滚滚，钱浪滔滔中，大利能耐下心自来编书、读书、写作、画画，为人类文化的积累和延续尽心尽力，这种“几近呆傻”的追求，正源自他超拔的精神品位。

　　大利有个好人缘。他重感情，轻名利，坦城待人，善解人意，无论做父亲、做丈夫、做同事、做朋友，他都能营造一个磁场，聚集旺旺人气。他置身领导岗位，善于判断，敢于拍板，勇于负责，能够尽量全面公正地看问题，协调各种复杂关系。有的人摆足了架子，用以遮掩自己的浅薄无知;大利亲切平常，却散发着内在的魅力。“知我者莫过于大利。”许多人把他引为知音。

　　所托者异，所成者殊。在交往的人群中，大利与文、史、哲、经、艺等学科的一流专家学者保持着联系，随时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其所研所想所写所画，向他们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一直站在学术前沿，他希望谈话对手自负、有格、觉得同猥琐的对象谈话没劲，这与有些领导喜欢唯唯诺诺大异其趣。

　　“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孙过庭《书谱》）他善于把周围很多人的长处变成自己的长处，也许在某项“专工”上比该领域的专家差些，但能“博涉”众长，却锻炼了气度，开阔了眼界。作为当年的一代知青他虽然未能圆大学梦，但在沛县下乡插队和当美术教师的近17年间，他以“只有沛县人才有的”坚韧，到县图书馆按照中外美术史、文学史的脉络读书。精读画论，喜好抄读，约取而实得，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

　　我们一直在呼唤复合型人才，可以说大利就是这样的人才。他能把做人、做画、做文、做事如此有机地统一起来，而且都做得这么到位，确实难得。大利在谈到青年书法家朱明的时候说：“他关注的不仅仅是书法的法则，而是关注到书法生态、文化生态、乃至人本身的问题。弄清人本身的问题之后再谈创造，自然便有了新格局。”顺其“书法生态、文化生态”的文脉，我将“人本身的问题”发挥国“价格生态”。大利塑出的，当是这种“法则之后人与自然的迹化”的价格生态吧！

　　2001年6月于北京惠新北里新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