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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从程大利先生艺术高度试论中国画家的修养

2015-02-10 15:35:03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杨祥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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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大利先生是当代一位卓越的美术家,我更愿意称他是美术家而非画家,因为他在乐于书画创作之外,还倾心于美术史论的着述,致力于中国的美术出版事业,这一点颇与近代黄宾虹相类。著名学者翟墨对程大利先生赞叹道:“画求高韵,文求高境,编求高质,人求高格。”“人求高格”是先生身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被同道中人誉为“春风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尘”。他长期处在中国美术出版界的核心位置,为人善良又具开阔胸襟,思维敏捷又多谋善断,因而为当代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人 尊德性 居静涵养

  中国画艺术历来重视艺术与艺术家的关系,强调画品与人品的统一,这是中国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重要内容。现代艺术世界里,道德观念不断被边缘消弭、甚至迷离失却的情况下,中国传统艺术的道德观念更显得难能可贵。

  相较于西方艺术观念而言,中国人尤其认为“画为心画”,强调对人内心世界的探索,把艺术当作表现的工具,以昭示出内心世界。汉代扬雄《法言》中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把艺术作品与道德人品密切联系起来,成为历代画论的要点。如果画家的道德修养高尚、个性气质超凡,那么其绘画作品的风格、意境、韵味则自然流露出高格,即人品直接影响到的最高美学境界。宋代郭若虚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人品即画品”是中国艺术理论特有的命题,相关论述在中国美术史中代代论证,且长盛不衰。

  画界公认程大利先生为人谦虚儒雅,超物乐天,有古贤者之风。他长期身负组织者的重任,能够浩然临事,正气接物,人品深为周围人敬重。位高却很低调,这是程大利先生令人赞叹的处世品格。他那间狭小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办公室,不仅简朴甚至称得上是简陋。一摞摞厚厚的书籍稿件几乎塞满了所有空间,这样的工作量让人感到窒息,所有进去过的人都会唏嘘难忘。先生深知美术出版所肩负的重任,多年来一直牺牲自己的绘画时间,投入到繁重的工作中。程大利先生将出版服务大众视为头等大事。长期超负荷的劳动,也使他常常精力透支,苦累不堪。接待宾友作者,加班审读稿件,自己的绘画和文章都被推迟到深夜里去做,这也是他的文集《宾退集》名称的由来。

  程大利先生退休之前,受中国国家画院之邀,成立了程大利工作室,身为国家画院院务委员和资深导师,他担负起培育高水准的画家的重任。他对学生的负责,对教学的认真,对中国画传承的担当意识在国家画院是公认的。他还常常解决学生们生活上的困难。程大利先生尤其强调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要求学生立定人品,不可有名利之见,不能“沉缅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要求他们远离时尚,远离功利,散淡从容,追求“人成艺成”,创造出具有高品质的人格精神内涵的作品。这是程大利先生的艺术观,也是他艺术人生的标地。程大利先生终身所着力的出版和教育工作,都是甘为人梯、功在千秋事业!

治学 道问学 读书穷理

  中国自古便视学习为人生大事,“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字经》)用学习来确立良好的自身素质,方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成才的重要前提。否则便是不学无术,不仅寸步难行,“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尚书》)甚至还会遭到蔑视,“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扬雄:《法言?学行》)对于画家来说,必须首先具有学问的功底,然后才能做个好画家。中国社会的大文化背景因素,是决定中国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因。

  被学术抬起的中国画,必然要求画家也要具有相应的学术高度,如此方能传承和突破。历代中国画论反复强调画家学问修养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一种共识:绘画技巧到了一定的高度,再进一步则取决于学问修养。如清?松年所说:“胸中学问既深,画境自然超乎凡众。”

  程大利先生数十年治学、编书、审读文稿,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而且还要具备深刻的学术眼光,才能确保书刊的质量。他必须深思熟虑,宏观怀想,不能逞一时之兴,也不可走一端之学。所以他的治学方式不是波起浪涌,而是静水流深;不是一条溪流,而是海纳百川。

  程大利先生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做讲座时曾说:“我的角色首先是读书人,然后是编辑,喜欢画画或者是其他的。”先生酷爱读书,20岁之前插队到沛县农村劳动,夜晚还借助农村草舍的煤油灯,醉心阅读所能找到的《中国文学史》、《欧美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叔本华、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等人的着作。后来他常常跑到封存的沛县图书馆,外面文革热火朝天,他躲在里面安静地读了几年书,古今中外,经史诸子,释老岐黄,手不释卷,乐此不疲,饱览馆藏的文史哲名着。他尤其对《中国美术论着丛刊》、《中国画论类编》进行了认真研读。当时程大利先生的知识量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但他从不以此炫人和自满,对学问之道始终谨之慎之,孜求不倦。许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成为编辑之前的弱冠之年既已喜好画论乃至先秦文学,但那时并不理解。同一段文字,20岁读、40岁读和60岁读,感觉是不一样的。”(《前人高论见玄机一一从中国画论看中国画家之路》)程大利先生读书与作画一样都是力避急功近利,总是反复研读,深入体会,永不停息对知识的进取和对真理的追求。

  程大利先生的学术着述并不迟于艺术创作,早在1978年,他就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苑》上发表了美术史论文章《吴道子绘画风貌析》,此后不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刻学术意义的文章,如《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艺苑》1983年第5期)、《江苏历代绘画概说》(《中国画》1984年第1期)、《中国画审美纵横谈》(《艺术百家》1984年第3期)、《认识能力与作品深度》(《美术》1985年第5期)、《传统绘画观面临的挑战》(《艺术百家))1984年第4期及《新华文摘》)、《观念更新和大趋势》(《艺术百家))1986年第1期及《新华文摘》)等。此外还与周积寅、马鸿增合着《江苏历代画家》,有美术批评文集《宾退集一一灯下谈艺录》、《笔墨精神与中国文化一一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师心居笔谭》。不仅如此,他还曾在文学期刊《雨花》和发行量极大的《扬子晚报》开过专栏。

  值得一提的是,程大利先生很少刻意为文字之事,而是有感而发。因为繁重的工作,几乎耗去了他所有的时间,只好将思想的鸣响在夜深入静时释放成一些文字。他厚积而不得不薄发,所以但有所言,必然言之有物,恰切精到,例如:“笔墨是中国画安身立命之本,笔墨不仅是视觉形式和技术规范,笔墨还是中国画的精神内容。”“舍弃笔墨则不是中国画。”(《前人高论见玄机一一从中国画论看中国画家之路》)“中国山水画是中国哲学的产物,是中国哲学派生出的心灵的艺术。”“由笔墨运用而成的“心象”与由自然到二维平面的“形象”有着本质的差异。”(《中国人的山水观》)“在中国古代画论、书论中,尽管可以分为骨气论、神采论、自然天趣论、人格象征论、寄性论、学养论、通变论等,但“人格象征论”是核心命题。人格象征在书法和文人画中既可以是形而下的点画技法,也可以是形而上的风神韵格,更是画品与人品的内在联系。”(《关于中国画艺术的随想》)“新是时间概念,是历史的过程。美,才是永恒的东西。在整个20世纪中,美与丑的价值判断被‘新’与‘现代’的时间判断所取代。审美的第一标准就是新和现代性。求新、求变竟成为艺术的最高旨归。新与旧、变和恒是对立的范畴,而艺术的本质与时间是无关系的。所以,把‘新’和‘变’绝对化势必导致对艺术认识的肤浅,使艺术流于形式变化而逐渐丧失精神内容,失去永恒的价值。”(《求新何如求永恒》)“一味强调‘笔墨当随时代’消弱了对前人的继承,成为不重视笔墨的借口和理由”(《中国画存在的独特意义》)对于中西方绘画之别,程大利先生还指出,西方画是更倾向“人性”的艺术,中国画则是更倾向“人格”的艺术。西方美术史上,从文艺复兴运动兴起的人的解放、人文主义精神,到近代以来的艺术流派纷呈,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人性”的特点。西方画家由此出发,多孜求个人面貌,以人之性情主导艺术的生成。而中国画作为一种“人格”的艺术,画家在性情中还必须要有人格的支撑,如此才能成就具备“格”的艺术,也就是画品、艺格。人性可与生俱有,人格则历久修来,且前者凸显特性、个人性以及图试的频频变化,后者凸显共性、社会性以及精神内蕴的强调。

  正是由于能够清楚地甄别这中西艺术之差异,并且透析其深层的艺术规律和原因,程大利先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坚守中国文化立场,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努力彰显民族的艺术精神。他强调中国画的传统文脉,醉心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以宏观的学术定位来发掘国画艺术的无限生机。

从艺 尽精微 尤致广大

  致广大,尽精微,这在中国画的创作中,起到了一种视觉与精神相融合的启示作用,它启发我们将技法融入情感之中,力求作品实现浑然天成、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历代画家特别是山水画家,都注意对心灵意象和自然本体的对应,注意进行“神与物游”的描绘和抒发,这正是中国画传统的绝妙之处。然而,尽精微易,致广大难。一方面,尽精微而后方能致广大,那是“从一粒沙里见世界”的通达不惑;另一方面,尽精微不一定能致广大,相反易落入“谨毛而失貌”的境地。尽精微必需有元气的充盈,否则易失于僵;致广大必需有学识的支撑,否则易流于野。画家必须深入到精细详尽的微观之处,同时又达到宽广博大的宏观境界,尽精微而全神韵,致广大而及毫芒,这既需要先天之灵性,又需后天之修为。程大利先生籍贯北京,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出生成长于江苏,江浙乃文华才子之地。先生兼承南北之长,以其超迈人格品性,深厚文化积累,继以名山大川之蒙养,故而既可尽精微,又可致广大。先生作画大处着眼,小处不苟,尽精微而细处不失,立其“正”;致广大而吞吐八荒,成其“大”,从而铸就了国画艺术的“正大气象”。“正大气象”不仅仅是一种绘画风格表现,更标识着艺术家的艺术胸襟与文化气度。程大利先生的作品多既有宏篇巨制,也有尺幅小吕,宏大的画幅不仅展开了壮伟的表现空间,更承载着丰厚的思想内蕴,从而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呈现出堂堂的正大气象。大画幅、大画面、大视野、大旨趣、大意境,他的小画则生动灵变,笔笔出彩,且有小中见大之意境。而这一切又无不体现出作者的艺术胸怀。先生以水墨写出山水,造境远看有势,笔墨近观有质,营造出诗一般的意境且呈现出阔大之境界。他的画中既有阳刚之力,正大之气,又不失诗意生动,雅逸才情,完全去除了狂气、躁气、霸悍之气。

  程大利先生广纳博取,出古入今,遥接古人之心境,延承传统之灵魂,不断开拓和构建中国山水画的当代方式,创造山水审美的新经验。作品中用笔固然是主轴,而对水的妙用促使墨气、墨韵达到极致。观先生之画,总有难以抗拒的笔情墨韵迎面扑来。山水留意,笔墨抒怀,先生以己之真性情写山水之真情性,且写得自然,写得流畅:万千笔墨,化作笔底云山;不着一色,尽得造化风流。先生作画,雅致,灵净,清逸,一抹远山淡水,一片明净胸怀。然与明清文人所提出的绘画最高境界“静、净”又不同,先生画中绝少柔弱气,笔画之间力接气连,难以掩饰的神韵气力激荡在整个画面上。先生的用笔极重力度,追求笔笔中锋,求力能扛鼎的气势,但又求“内美”的表现,丝毫不见张扬跋扈的感觉。

  程大利先生开拓出清韵苍雅的大家气象,铸造出博大沉实的山水艺术。我们看看他的艺术轨迹,便发现他一直在向高处迈进,继往开来、独具风采、代表着这个时代的一座艺术高峰。

结语

  中国画的创作对画家的要求从来都是高标准的,不仅要有精湛的的技艺,更要有高尚的品格,还要具备深厚的学养,有品无学或有学无品都难以成功的,必须品学兼优,品学艺技全面修为。这是中国画的无比宝贵之处,也是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绘画的显着不同。一门艺术的格调和境界,总是与创作者的品味和水准密切相关。如今一些现代艺术在中国屡受冷落,遭遇不屑,这里便有某些现代艺术家不思学术、自甘下流的原因。

  中国画艺术则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它以形式为末,以内容为本,以精神为旨归,因而能跨过有限的画面形式,探窥无限的艺道精神。所以中国画家欲寻得艺术的突破,必然是由内向外,内修外营,方能识得画中三昧,入其堂奥。从前有种说法,西方画家三十年画完一幅画,中国画家则三十年方能作画,这三十年对西方画家是形式探索过程,对中国画家则是自我修养提高过程。程大利先生一方印文:“六十始入门”,这便是对中国画终于获取认识和理解所发出的感慨。

  那么,怎样才能踏入中国画之“门”呢?程大利先生的艺术人生之路,对当今和以后的学习中国画的人,都具有楷模作用一一这也是百代标“程”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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