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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治学 道问学 读书穷理

程大利艺术研究院

2012-09-14 16:12:07 来源:艺术家提供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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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自古便视学习为人生大事,“人之初生,不食则死;人之幼稚,不学则愚”,(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才》)“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字经》)用学习来确立良好的自身素质,方能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成人成才的重要前提。否则便是不学无术,不仅寸步难行,“人而不学,其犹正墙面而立。”(《尚书》)甚至还会遭到蔑视,“人而不学,虽无忧,如禽何!”(扬雄:《法言•学行》)对于画家来说,必须首先具有学问的功底,然后才能做个好画家。中国社会的大文化背景因素,是决定中国画的成长的重要基因。

  中国绘画的文人化、学术化倾向早就发生了,东汉时期就有张衡、蔡邕等文人参与绘画;两晋时卫协、顾恺之、王廙、王羲之、王献之等书画家,他们都具有深厚的文化修养。文人的热心参与不仅促使文人画产生,形成书法笔意、诗文意境等独特的审美追求,同时也在不断提升中国画的文化品位,充实中国画的学术内涵。历史上儒、释、道诸家思想,交替着与中国画艺术唱和、共鸣,使它成长为一门很深的学问,涉及到文学、历史、哲学等多学科、多领域。从宋代邓椿所说“画者,文之极也”,到近代潘天寿提出画为“文中之文”,足见中国画的文脉盛传不衰。另一方面,被学术抬起的中国画,必然要求画家也要具有相应的学术高度,如此方能继续艺术的创作和突破。历代中国画论中反复强调画家学问修养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共识:绘画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取决于学问修养。如清松年所说:“胸中学问既深,画境自然超乎凡众。”

  程大利先生身为中国最高美术出版机构的总编辑,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而且要有深刻的学识眼光,确保正确的艺术、学术方向。他必须深思熟虑,宏观怀想,不能逞一时之兴,不可走一端之学。所以他的治学不是波起浪涌,而是静水流深;不是溪流潺潺,而是海纳百川。

  程大利先生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做讲座时曾说:“我的角色首先是读书人,然后是编辑,我喜欢画画或者是其他的。”先生酷爱读书,20岁左右时他插队到沛县农村劳动,夜晚还借助农村草舍的煤油灯,醉心阅读所能找到的《中国文学史》、《欧美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叔本华、亚里士多德及黑格尔等人的著作。后来他常常跑到封存的沛县图书馆,外面文革热火朝天,他躲在里面安静地读了三、四年书,古今中外,经史诸子,释老岐黄,手不释卷,乐而不疲,饱览馆藏的文史哲名著。他尤其对《中国美术论著丛刊》、《中国画论类编》进行了认真研读。当时程大利先生的知识量远远超过了同龄人,但他从不以此炫人、自满,对学问之道永远谦虚谨慎,孜求不倦。许多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成为编辑之前的弱冠之年既已喜好画论乃至先秦文学,但那时并不理解。同一段文字,20岁读、40岁读和60岁读,感觉是不一样的。”(《前人高论见玄机——从中国画论看中国画家之路》)程大利先生读书与作画一样都是避免急功近利,而是反复研读,深入体会,永不停息对知识的进取和对真理的追求。

  程大利先生的学术著述并不迟于艺术创作,早在1978年,他就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艺苑》上发表了美术史论文章《吴道子绘画风貌析》,此后不断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和深刻学术意义的文章,如《中国山水画的意境美》(《艺苑》1983年第5期)、《江苏历代绘画概说》(《中国画》1984年第1期)、《中国画审美纵横谈》(《艺术百家》1984年第3期)、《认识能力与作品深度》(《美术》1985年第5期)、《传统绘画观面临的挑战》(《艺术百家》1984年第4期及《新华文摘》)、《观念更新和大趋势》(《艺术百家》1986年第1期及《新华文摘》)等。此外还与周积寅、马鸿增合著《江苏历代画家》,有美术批评文集《宾退集——灯下谈艺录》、《师心居随笔——美术家笔谭》、《笔墨精神与中国文化一一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师心居笔谭》相继问世,并写有散文集《那片蓝天那方土》、《岁月》。不仅如此,他还曾在大型文学期刊《雨花》和发行量极大的《扬子晚报》开过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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